谨慎，是因为也不会完全改土归流。
毕竟土司制度存在了上千年，肯定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且在他看来，土司制度与他将要倡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铭记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不能完全割裂。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经验基础上的。
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
首先，它们在发挥土官带头作用上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重视土官的带头作用，同民族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本民族的官员治理。
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相似性。两种制度都是在土官统治的区域内，除臣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
第三，实施的前提也一样。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的管理。
所以说两种制度都是先民几千年来治理边疆经验的结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废除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不是说土司制度已经一无是处完全没有价值了。
即便终其明清两朝，哪怕是清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后，仍有不少区域还是遵循土司制度的管理。
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土司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了。
所以得改，这是大势所趋。
土司制度，封土官治土民，实质就是“以夷治夷”，是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人物联合起来统治各族人民。
元明之后，虽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理念。
翻开明清两朝土司制度的史册，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而不许坐大的事俯拾即是举不胜举。
据统计，明朝在云南境内设置的土司就有三百余家。明清两代，云南的土司将近六百家。云南的土司设置星罗棋布，因而《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写道：“名目淆杂，难于缕析。”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