缭绕大位之争，各方权势不惜施以明枪暗箭，但这些黑暗的宫廷政斗会被牢牢锁在深宫大殿之中，不传于世。能在史籍上大书特书，且遍告众人的，自然是那些貌似“高大上”的正面消息。

九卿终于就谁继大同一事达成了共叫，他们率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皇太后批答：“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天子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百官奉皇太后旨，跑到郕王那里劝进，郕王照例要辞让再三，直到于谦等人力请之后，郕王才点了头。

正统十四年玄月初六，郕王正式即位，是为景泰天子，定于明年改国号为“景泰”。

因情势危急，登极仪典一切从简，免各地官员赴京朝贺。景泰帝诏谕百姓，大赦天下。

“朕以皇考宣宗章天子仲子奉藩京师，比因虏寇犯边，大兄天子恐祸连宗社，不得已亲征，敕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车驾误陷虏廷，我圣母皇太后务慰臣民，已立皇庶宗子见深为皇太子，命眇躬辅，代总国政。皇亲、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四夷朝使，复以天位久虚，神器无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辞上请早定大计，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万机，移命眇躬君临天下······”

“眇躬”是天子谦虚的自称。景泰帝自然不会只顾着谦虚，他要替自己的登极找足正当性理由，除百官劝进、皇太后移命这些理由之外，后文中还提及他是受命于正统天子，这属于不得不说的“假话”，否则，若不经正统天子“授意”，景泰帝就直接登极，那将会把正统天子置于何地？

朝中百官常说“社稷为重”，隐往了“君为轻”这句话，实属迫不得已而为之。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是有时代背景的，那个“君”字是指诸侯国国君，并不是指天子。在孔子、孟子二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周天子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从《年龄》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子极力掩护着周天子的神圣形象。而孟子虽敢于直斥夏桀、商纣，但对周天子却是讳莫如深。

大明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心集权国家，这与分封制时代不同，天子即国君，国君即天子，此时再提“君为轻”，还真不能从经典上找出不容置疑的根据来。

如此一来，朝中君臣不得不编出一个理由，说景泰帝的即位得到了正统天子的授权，这一假话必将经受时间的检验，也给日后的政争埋下了隐患。

当然，景泰帝还来不及想那么多，他要首先亮明自己的施政理念，故而颁布的这道诏敕明显不同于以往各帝，篇幅极长，却鲜见俏丽的官话，相反，它极富人性化。后文总的意思是要文武百官爱护士兵、善抚百姓，举贤任能，不得滥举。对六十岁以上的在京各色人匠、阴阳、医士、厨役，不堪供役者一律放免；全国七十岁以上无男丁侍养者，由各级官府供养；八十岁以上者，给与绢二匹、锦二斤、酒一斗、肉十斤，当地官员须定时上门慰问。

这一诏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决意将“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诸举动，而不是像过往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景泰帝的权利基础十分软弱，只有守住北京，他才干坐稳帝位，若能进而使得大明复兴，则会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场恐怕会狼狈不堪。

说到底，景泰帝是临危受命，接手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了的摊子，没有与社稷共存亡的志向，他是尽对不敢接盘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当初的再三辞让流露出了他心坎的焦虑感，并非全是作秀。

恰在这个时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败的义愤与豪情渐渐散往，各类杂音相继传来。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压，逼他与瓦剌人媾和，还有人出言尖锐，逼他想法迎回上皇的圣驾。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内阁首辅曹鼐就义，马愉早已病故，陈循推荐商辂、彭时进阁，充实阁僚，但身为正统十二年新科状元、吸收过正统天子礼待的彭时公然抗旨，不愿进阁。

而北境一片乱象，到处都是腥风血雨，边军只能躲在城堡内闭城自保，无数边民正遭遇着瓦剌铁骑的蹂躏，景泰帝为此忧心如焚。仅在山西一地，大批边民逃进山中避难，但鞑贼四处搜山，杀害边民数十万，抢走牛羊骡马数十万头。

面对残暴的现实，景泰帝须做出历史性的决定，为此，他传来于谦与朱祁铭，就内乱与外患孰轻孰重、孰急孰缓给出最后的决断。

在朱祁铭看来，有于谦在场，自己只须做个听众即可。

果然，于谦不负所看，对时局做出了清楚的断定：“启禀陛下，如今府库空虚，平定内乱与抵抗外侮难以兼顾。也先狼子野心，欲壑难填，大明万不可对他心存理想。而江南叛民其行当诛，其情堪悯，当初朝廷定下剿抚并举、以抚为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强，致使内乱愈演愈烈，看陛下明鉴，而今安抚叛民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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