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而来。于是会友疑且信，本可筹至千金，于是遂仅三百数十元弟本不中山坏事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现今所筹者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

接着，陶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陈告诉他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事。陶感到孙中山难以共事，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并将淅江革命史写成《淅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表，南洋群岛因此无不知有陶成章其人，“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又是益

陶在英、荷兰所属南洋各地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中山、胡汉民写信阻止，孙甚至指控陶是保皇党，还有找人暗杀陶的法，因为李赞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樊和原是兴中会人，在南洋教书，有威望，也对孙中让“以诈术待人”不满，于是他们携手联络江、淅、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起“倒孙”。运动。

呐年月，陶成章等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愉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刃万，在新加坡则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如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掉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让“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粱，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网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遢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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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止。“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咄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

向他们耍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坪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金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

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遢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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