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库”和“全国总务主任”这样有用的人员，在共和国最后几年里，你要是去拜访一下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全国总部的宏伟的褐色大厦，你得到的印象便是，这里的确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办公机关。毫无疑问，县勒要别人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因为这种印象有助于破坏他所试图推翻的那个实际的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县勒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要比造成一个印象重要得多≮他上台年后，196年11月9日晚上，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向“老战士”谈话时，解释了他要使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一个目标。“我们当时认识到，”他追述党在政变后进行改组的日子时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19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任何组织，不论多么完善，不论多么有效率，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免会犯错误≮县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的命运的那些年代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锄争吵，就是同他也经锄争吵〉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个方面——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们已经谈到，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们对他有一点用处。当他刚刚出狱时，他现他们内讧甚烈，吵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像罗森堡和鲁登道夫那样比较正派和体面的领袖则要求把这些罪犯，特别是有相公癖者开除出党。关于这一要求，县勒坦率地拒绝接受←在195年月6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新的开端》中写道：“我认为，设法改进或者甚至熔合手头现成的人材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任务。”

但是到196年，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非逞堪的地步，县勒不得已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这些攻击，防止他的同志把家丑外扬♀个奉献d-g-auu（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候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滴县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滴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这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极感满意—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县勒年轻岁；同县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在19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县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々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县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1]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

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县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v■lki（人民）运动，参加19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

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个席位，其中1席即归施特拉塞∝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县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195年月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县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先是在敌人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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