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暂且倒回到一周前。
英国，伦敦，又是一个让人不那么愉快的周一早上。
亨德尔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静思索着。
没出乎他所料，因为网络上的争议，让宁为那篇论文的访问量很大。
他一直关注着推特跟脸书上那些年轻人的反应，甚至能感觉到康纳森的压力，可惜了，美国的同行们是真能隐忍，面对学生们澎湃的激情，既然没人开口说点什么。
偏偏三月有西方大学的传统假期，春假。
年轻人的注意力总是太容易转移了。
当春假来临，脸书上那些询问跟呐喊，很快被各地秀丽的风景跟欢乐的arty所代替。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还没年轻过呢？
只是，可惜了啊，本以为能看场好戏的。
亨德尔跟卢卡森·弗兰德没什么私人恩怨，跟康纳森更没什么交情，之所以刺出那一剑，如果要让亨德尔自我评价，那必然是作为一位尊贵且道德高尚的帝国伯爵完全看不下去本该是朗朗乾坤的科学界平白被蒙上一层阴影。
当然，如果是亨德尔的老朋友来评价，这事绝对无关所谓正义。无非就是活在古老荣光中的某个没落贵族看不惯某个新兴联邦国家那喜欢指手画脚的行事作风，抓到机会，便想着能搞出点事罢了。
只是这一点亨德尔绝对不会承认的。
一个绅士，怎么可能有那些小人的念头。
当然，亨德尔也不会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强行还要为宁为说点什么。
犯不上。
对方已经婉拒了他好友的邀请，最终并没有选择来帝国理工大学，在亨德尔看来，这显然不算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让他意外的是，他又在《自然》的投稿系统中又看到了宁为投来的论文。
只是这篇论文跟-方程无关，而是另辟蹊径用统计学的方法，解决另一个由菲尔兹奖获得者提出的数学难题。更让亨德尔感觉到这个世界充满巧合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让·布尔甘教授是跟卢卡森·弗兰德同为1994年菲尔兹奖获得者，更巧的是，两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内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唯一不一样的是，提出猜想的让·布尔甘教授已经在2018年去世。
这一系列的巧合，让亨德尔觉得宁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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